该研究提出了一种针对特定年龄段人群的个体化SUD一级预防策略。这种方法与目前针对某一社区或人口内滥用的个别物质的战略形成对比。

IUPUI护理学院的临床助理教授Eric Afuseh说:“我们需要从个人滥用一种或多种物质的原因开始着手解决物质使用障碍的问题，而不是从社区中滥用的物质入手。”“目前的预防方法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即导致儿童患上物质使用障碍的原因与导致成年人或老年人滥用同一种物质的原因是不同的。”

这项研究发表在药物滥用的治疗、预防和政策研究了1989年至2019年间发表的300多篇书面文章，以确定儿童、年轻人、成年人和老年人物质使用障碍的风险因素。研究人员分析了不同生命阶段风险因素的异同，发现在所有年龄组中，发生SUD的风险因素包括不良的童年经历、创伤、慢性健康疾病、环境因素、家族史、社会决定因素以及悲伤和损失。

然而，尽管有相似之处，与这些风险相关的环境因素和生活挑战因人生阶段而异。

研究发现，对于18岁以下的儿童，危险因素包括不良的童年经历和创伤、同辈压力、参加有组织的体育运动以及家庭虐待史。对于年轻人(18-25岁)，他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童年风险因素，成年后的额外压力、潜在的家族史、缺乏积极的父母榜样、缺乏就业和学业压力是增加的风险因素。

根据这项研究，26-64岁成年人的主要危险因素与家庭生活和事业有关。与成人物质使用障碍相关的不同职业包括高压力工作和重体力工作，如医疗保健、兵役和法律。虽然65岁以上成年人的风险因素与年轻群体相似，但也存在与年龄相关的独特风险因素，例如由于家人和朋友的死亡而更频繁地经历悲伤和失去亲人，以及患慢性身体疾病(如关节炎和其他慢性疼痛状况)的趋势更大，这增加了滥用药物来缓解疼痛的可能性。

为了创建有效的预防措施，Afuseh的团队建议根据每个年龄组确定的风险因素进行筛查。筛查结果可用于定制教育和赋权干预措施，如指导、社交媒体、有针对性的沟通、工作场所定向信息等。

Afuseh说，这种基于年龄的方法不仅可以使预防方法个性化，还可以减轻医疗工作者的一些负担，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发起这种方法，包括父母、教育工作者和雇主。

Afuseh说:“联邦，州和地方机构已经投入资源和程序来解决疾病连续体不同层次的物质使用障碍。”“但这些策略往往针对人口层面的特定物质。为了真正有效，我们需要考虑不同年龄组的独特发育因素和生活压力因素，同时滥用多种物质的可能性，以及导致物质使用障碍的多种风险因素。”

Afuseh建议将与年龄相关的筛查、教育和赋权作为SUD一级预防的框架。研究人员现在将致力于设计和测试筛查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应用于不同年龄组的个体，并建议针对每种筛查结果的策略。

来自IUPUI护理学院的Caitlin Pike和Ukamaka Oruche共同撰写了这项研究。